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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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因八大确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所以这次大会又成为八大第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八大”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制定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后来“左”倾思想逐渐抬头,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渐偏离了“八大”制定的路线。1957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国情,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开始刮“浮夸风”。1959年,庐山会议,批评实事求是的彭德怀同志。“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一?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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