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学术前沿1/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心理创伤并成为心理弹性的资源？  

 本文节取自发表于“医学与哲学”期刊2021年2月第42卷第3期的学术论文《文化情境主义视角下心理创伤与心理弹性理论新进展》。

 心理创伤（psychological trauma）和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个体在面对心理危机时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方向的应对路径。面对此次疫情对于心理危机工作所提出的艰巨任务，传统基于个人视角和症状导向的心理创伤医学诊断模式无法单独回应这一挑战。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心理创伤学领域中发展出的基于文化情境主义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弹性理论，可以平衡传统心理创伤视角的局限性，为当前心理危机干预的临床实践拓展新的理论视角和工作思路。本文首先阐述西方心理创伤学的文化情境主义转向，包括群体心理创伤概念的发展。之后，概要介绍近年来西方文化神经科学领域关于文化对创伤认知和心理弹性影响的相关研究结果。最后，分别介绍Ungar提出的心理弹性的家庭-社会-生态模型，以及Maercker和Horn提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社会-人际整合模型, 以期为我国的心理创伤和干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

西方的心理创伤学（psychotraumatology）在二战后得到持续地发展，尤其体现在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诊断和干预治疗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其特征之一是以情境主义（contexualism）作为认识论基础批判传统的客观主义认识论(董霄,杨文登,2019)。情境主义认识论持有多元主义的知识信念，强调社会文化和背景信息在创造知识过程中的建构作用(徐文秀,刘学智,2019) 。70年代，情境主义认识论转向影响到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发展心理学对个人心理发展的认识，其研究范式从对人类发展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转向对过程和解释的关注(Lerner et al.,1983) 。

 在心理创伤学领域，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最近二十年，才开始出现从个人主义范式向文化情境主义范式的转变。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韩黎等,2012)。创伤学家开始批判PTSD的概念仅关注症状而剥离了创伤的情境，传统定义把创伤仅看作是对过去事件的反应和结果，而忽视了创伤情境可能具有长期慢性的特点。因此，文化情境主义取向的创伤学家倡导一种突出社会性和过程性的创伤定义。

●例如，Volkan(1998)最先采用情境主义视角，提出了“集体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的概念，并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理解集体性创伤形成的动力机制。

● Alexander( 2004)提出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概念，强调创伤对文化认同产生的消极影响。Denham(2008)重新定义了“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的概念，侧重创伤代际传递的动力机制，以及集体叙事作为心理弹性的资源。

●德国创伤学家Becker(2006)和Hamburger(2018)分别提出了“社会政治创伤”（socio-political trauma）和“社会创伤”（social trauma）的概念，把非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纳入创伤的概念内涵中。

 不同的群体心理创伤概念各有侧重，既拓展了创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带来概念界定不清和相互混淆的问题。Brunner(2012)提出需要谨慎使用过于简化的群体心理创伤概念，把创伤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够的，有必要将文化敏感性纳入对创伤的考虑。文化心理学家Kirmayer(2014)也认识到诸如历史创伤这样的群体创伤概念的定义不够操作化，难以获得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而文化神经科学与心理创伤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推进群体心理创伤概念发展的新方向。

 近年来，文化神经科学与心理创伤学结合，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2016年，Liddell和Jobson(2016)在欧洲心理创伤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在影响PTSD的神经基质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研究显示，文化会对PTSD的神经基质（neural substrates）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与创伤相关的恐惧调节异常（fear dysregulation）、对威胁的注意偏差（attentional biases to threat）、情绪和自传体记忆（emotion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受损、自我指涉过程（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不足、依恋和人际过程改变等方面。

 文化通过影响特定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进而影响这些策略在生理层面产生的结果，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文化价值表征的变化可能会增强特定的神经过程，这些过程因文化而异，从而巩固了特定的行为反应模式、认知和情感倾向。

 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通过对情绪采取压抑反应，进而影响了对创伤的再体验和回避症状。换言之，情绪压抑不但与心理健康水平不相关，甚至有利于心理功能的发挥。这是由于集体主义价值观鼓励压抑强烈的情绪表达，从而对他人带来最小的不利影响，以实现社会和谐。另外，文化变量在PTSD的创伤记忆的巩固和提取中扮演重要作用。例如，创伤记忆越具有文化适应性，就越少出现回忆侵入现象。

 跨文化研究显示，相比美国人，中国人在面对挫败时更倾向于坚持，并对挫败有更多的容忍度，更少认为挫败会对他们的目标和自尊产生影响。在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方面，亚洲人的感知控制低于美国人，但是较低的感知控制对心理痛苦的影响也较少。这意味着，与一般认为的较低的感知控制带来较高的心理痛苦不同，亚洲人虽然有较低的感知控制，但这并不带来较高的心理痛苦。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互相依赖、团体的内聚力，而较少看重个人控制的价值。鉴于个人控制不是受文化鼓励的特质，缺乏个人控制可能较少带来心理痛苦。在亚洲群体中，创伤幸存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感受和认知对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而言越恰当，他们就越少出现PTSD症状。另外，亚洲被试对自我和世界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显著地预测PTSD症状(Jessica et al.,2019)。

 在心理弹性研究领域，Meili、Heim和Maercker(Meili et al.,2019)年发表了关于文化影响心理弹性的跨文化研究。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个体寻求社会支持的策略，以及创伤后成长（PTG）的叙事来体现。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一是影响个体寻求社会支持的决定；另一个是寻求社会支持对健康的作用。

 在决定是否寻求社会支持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多留意他们的决定是否对亲近他人产生影响，他们对关系约束更为敏感，于是更容易认为寻求帮助会对团体和谐带来消极作用。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多聚焦于寻求问题解决型的支持。

 在寻求社会支持的效果评估方面，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在接受间接的支持时，痛苦减轻的效果更明显。在创伤后成长叙事方面，不同社会文化情境对灾难后的心理弹性和创伤后成长的叙事有所不同。北美文化过度强调生活的积极面，也就对从负面事件中产生积极变化的评价过高。有学者把这种过度强调积极面的态度称之为“积极态度的暴政”。相对而言，亚洲文化的叙事中更多体现了“接受、平衡、隐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