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五大”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比北伐战争前有了很大增长，已近5.8万人。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它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它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先作相应的准备。
大会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清卫等的同意，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谈论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样错误的任何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大会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清卫等的同意，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谈论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样错误的任何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