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针对当时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经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大会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判断在当时是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大会作了正确的结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的决议在全党传达贯彻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作用。
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把向忠发选为党的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大会的缺点主要是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的领导作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从“六大”到“七大”近17年的时间。历程非凡。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骨干，决定北伐，打到军阀。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
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国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长征取得胜利。到达陕北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